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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大代表风采丨“燃灯校长”张桂梅：为国育才 为孩子们点亮梦想******
中新网丽江10月8日电 题：“燃灯校长”张桂梅：为国育才 为孩子们点亮梦想
中新网记者 韩帅南
十月，地处滇西高原的丽江夜晚已吹起瑟瑟秋风。晚上9点，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走进每一个班级巡课。经过走廊时，她细心检查每所卫生间，将亮着的灯关闭。“我时常叮嘱孩子们要节约，但这些灯不需要她们来关，让她们安心读书。”节俭、时刻牵挂着山区的孩子们，这已是她多年的习惯。
1996年，张桂梅主动申请来到偏远的华坪县任教。在教学和家访的过程中，她看到了山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，同时也发现不少山区女孩因为贫困而辍学。这时起，张桂梅就有了一个梦想——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，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。
随后的几年中，她为了筹建学校省吃俭用，四处奔波。“但我发现只凭自己的力量是建不起这所学校的。”张桂梅告诉记者。
转机出现在2007年，在党的十七大上，张桂梅作为党代表勇敢说出了自己的梦想。次年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，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——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(简称“华坪女高”)正式成立。
图为张桂梅正在巡课。 韩帅南 摄华坪女高建校初期，条件设施简陋，教师经验不足，学生基础较差。面对沉重的教学任务，多位教师选择了离职。
“我发现剩下的8位教师中有6位是党员，于是我为了鼓舞他们，就带着他们重温入党誓词，唱红色歌曲。”张桂梅坚信，只要有党组织和党员在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这样的气氛也逐渐带动了学生，学生也会跟着一起唱红歌，学习更充满动力。
张桂梅经过思考，提出了“党建统领教学，革命传统立校，红色文化育人”的教育理念。此后，她带领师生唱红色歌曲、忆红色历史、塑红色课堂……在华坪女高，学生的作息被控制在分秒，学习的时间被利用到极致。
“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基础比较差，我们得靠着这股拼劲儿，才能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。”张桂梅称。
每天早上5点，张桂梅会用一个小喇叭“吼”学生们起床；深夜，在陪伴学生们自习结束后，她才入睡。十余年来，她被肿瘤、肺纤维化、小脑萎缩等多种疾病缠身，但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把2000余名大山里的女孩送进全国各地的大学。
“华坪女高的教育方式曾受到外界质疑，但事实会说话。”张桂梅说，该校的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成绩依然优秀，有不少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了人民警察、医护、教师等岗位，以自己的方式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。
张桂梅举例，华坪女高的一位毕业生在从军多年后返校看望学妹。分别时，在校学生说，“学姐你放心走，将来我们也会参军，报效祖国，守护一方平安。”讲到这里，张桂梅红了眼眶，“我在帮助这些学生的同时，她们也在不断给予我力量。”
张桂梅说，华坪女高培养出来的学生勤奋刻苦，有理想，有信念，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读书。
多年来，张桂梅坚持无私奉献，像一束希望之光，照亮山区孩子们的追梦人生。她被尊称为“燃灯校长”，也收获了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、“七一勋章”、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等荣誉。但张桂梅认为，这些荣誉不属于她一个人，属于共同付出的所有党员和群众。
“我的身份不会改变，会一直坚守初心，继续守护这些山里的孩子，让她们飞出大山，再将希望之光带给更多人。”张桂梅说。
2022年，张桂梅再次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。“可以近距离聆听党中央的声音，让我感到无上光荣；同时，我要把二十大的声音带回给山里的党员，一起完成好党的任务，这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”
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，让学生们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。”张桂梅坚定地说。(完)
新岁访巴金******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，踏着霏霏细雨，来到巴金的家里。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，照旧“闭门谢客”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。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，最难将息。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，有点“感冒”。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，脚步还是轻快的。 在他的客厅坐定，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。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，显然是乐观的。他说：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，他们在埋头苦干，有思想，有志气。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：“一个作家，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。” “我自然还要写作，只是做得慢些。”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，巴金说：“那几项工作，总要把它做完。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。”巴金的“几项工作”，确实都在进行着，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，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。 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所写的《随想录》，已出版了两集。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，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。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。他说：“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，我总把它写出来，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，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，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。”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，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。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，问到“大概写了几万字了？”巴金微笑着回答：“这很难统计，反正在写。一定要把它写完的。” “《创作回忆录》早已写完了。原来打算写10篇，结果写了11篇，都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了。不久以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。”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，拿了一本新书下来，签上名，送给我。这确是一本好书，不论是书的内容，还是书的印刷、装帧和设计。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，这本书“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，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。”读过这些文章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，那部有名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，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。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，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，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——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“因为种种原因，可能完成得慢些。比原定的计划……”所谓“种种原因”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、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——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等国家访问过。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、讲学、小住创作的国家。比如美国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，在来华访问时，都曾热情提出邀请。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，巴金都只好谢绝。此外，当然还有一些“非开不可”的会议。 当然，“开会”与写作是“两者不可兼得”的。有时为了开会，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有时，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的“盛情约稿”。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、体谅作家的苦衷的，但在“一约”、“一谢”的过程里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。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，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，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。巴金只说了一件事：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《巴金选集》，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。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。 “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《巴金文集》吗？是否可以再版呢？”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，为了这部被张春桥、姚文元之类称作“十四卷邪书”的文集，巴金在已过去的“十年长夜”里吃够了苦。 “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。对读者来说，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，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。至于文集，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，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。所以，我不愿意它再版了。”对于出书，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。 早在几年之前，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。不论是在法国，或是在日本，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，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，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，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。现在他的倡议，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，都热情地支持、拥护巴金的倡议。周而复把这个倡议，称作“一个迫切的倡议”，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。茅盾去世之前，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《夕阳》(后改名为《子夜》)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，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。至于巴金自己，他早已准备一俟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有了房子，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，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(包括许多珍贵的、著名作家亲手题赠“初版本”书籍)，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，都捐献给文学馆。除此而外，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，为文学馆的建成“助以一臂之力”。 现在，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，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。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。告别时，巴金坦率地笑着说：“四人帮”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。但我终于活了下来，这是“幸免”，也是“幸存”，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，因此也格外珍惜。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，当然，首先就是写作。其次，就是为自己“料理后事”，我不想立什么遗嘱，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。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，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比如主张办文学馆，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。还有我的稿费，也不想留给子女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。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、文学发展的地方。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。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“戏言身后事”，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，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。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、健康。 (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) 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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